我一直想亲眼看看美国的医学，到了1951年才实现这一愿望。那时我已经三十九岁了。尽管到了这样的年龄，但在留学的一年中，我甚至产生过错觉，认为自己每天都好像在长个子似的，同时还深感到智力在不断发展。在世人看来，也许这是一个晚到的智力青春。

     美国的医疗水平超出了我的想象，比日本先进了半个世纪。

     日本医生的临床能力是很差的，但他们却要挑选患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我想到这一点时，就觉得羞愧得抬不起头来。这个不懂，那个不会，我在留学期间出尽了洋相。

     在艾姆里大学留学时，我常常请求内科教授贝尔?比森让我从早上七时到晚上九时一直跟随着他。然后，我常常一个人留在医院里工作至深夜，把白天的见闻都整理出来，一直工作到健康的极限。为了不浪费时间，我舍不得吃饭，也舍不得睡觉。

     在同美国医学接触之后，我心里就明白，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临床医生，就要一切从头做起。否则，我不知道人生的路标在哪里。

     我当时的心情是：“在美国学到的东西，不能只作为个人的就算完了。它关系到整个日本的医疗。”回国以后，我的这种心情变得更加强烈了。因为与其说是我个人关心的事，不如说这是我近于使命的想法。我想让医院尽快地学习美国的长处，不断地向圣路加国际医院提出新的建议。

     “你总说美国、美国的，办得到吗？”

     尽管同事们在背后这样议论，但我仍不动摇。当时的院长桥本宽敏暗中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对此，至今我对他仍然充满着感激之情。

     为了提高日本医生的临床能力，必须重新研究医生的培训工作，这是我从那时起就提出的观点，至今我仍没有改变这一想法。

     学院教育自不待言，所谓好的临床医生不如说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在不断积累临床经验中成长起来的。我从年轻时起之所以成为一个较好的医生，完全受益于许多患者。就患者的死亡而言，我曾经历了四千多人的临终现场。从患者临终的最后场面，最能看出临床医生的真正价值，甚至可以说，在一位优秀医生的照料下，患者能够安详地死去。

     这种本事在大学的课本里是学不到的，只能在临床这个现场才能体会到。我想把圣路加国际医院办成日本一流的教育医院。我的这种热情，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