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孺中学一北京大学一国电热工研究院，宛如我一生中的三级跳，而敬孺中学这“三级跳”中的“第一跳”对我有着特殊而至关重要的意义。

     不堪回顾“三级跳”前的起步。在父母“能升级就行”的低标准要求下，即便考了全班倒数第三也不会受到谴责。男孩的贪玩加上学习上无所约束，小升初竟是备取第16名，几乎进不了敬孺中学的大门而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总算有递补名额进了敬孺中学。“备取16”触动太大，如梦惊醒。我生在一个低收入多子女家庭，兄姐没有条件上中学，更不可想象进入北京大学。出于家庭经济原因，在初中一年级时，我还时常想进大生一厂务工，常常缺课。班主任徐长林、李淑和老师多次家访，教我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校还为我特殊减免学杂费。由于他们的感召，也许是男孩从“浑沌”中醒悟的一种突变，我的心逐步收进了课堂，每堂课四十五分钟决不分散精力，力求理解并记住老师讲的主要内容。初中毕业我被保送到本校高中部，是当时保送生中极个别的“非团员”。初中学业的巨大转变并没有改变我的沉默和不善交际。进入高中，党、团组织不断找我谈话，启发我，使我高一入了团，高二入了党并担任团干部。汪洋书记的政治报告、朱秀章老师的团课，给我深刻的印象。党、团课笔记一直保留到大学毕业，也是我在北京大学六年任学生党支部书记期间工作的“资本”。树立又红又专人生观也许是我中学时代一个质的转化。

     社会活动增多了不能影响学习，党员在学习和科研中要拔尖，这是我入党后树立的信念。作为一个学生党支部书记，自己学习不好很难做其他人的工作，没有优异成果的院长、党组书记难以服众。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是相同和有限的，而科学合理地安排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却是无限的，我必须比常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中学时代我无钱购买一本像样的参考书，但乐于破解别人从参考资料中收集到的难题，甚至睡梦中仍寻找解题的途径。放学回家没有足够的复习时间，父亲在我小学时就过早地去世了，我需要帮助母亲同时照顾兄姐的三四个四五岁的小孩。除了挑水和清扫的体力活，还要协助给这些小孩洗澡、洗衣和缝补等一些女孩子都难以承担的杂活。有一次母亲需去郑州带回我大姐的第四个小孩，整整一个星期我要照顾弟弟及三个四五岁小孩的生活，并将他们全部带到学校。学校也破例在教室后面增设了三个四五岁的“旁听生”的位置，这在学校是空前绝后的，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页。即便在那些年月，在中学生本不该参与的“大炼钢铁”、挖坟平地、打铁和织布等劳动之余，我仍会坚持读一段书才去恢复那疲劳的身躯。最终我以每门功课全部5分的成绩完成高中三年学业。每门5分无须人人追求，但我想一个小升初备取生通过敬孺中学六年转化以门门5分毕业，不能不算敬孺中学史上值得一提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