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承认上海人追求最大利益的顽强要求也体现了一种精明的素质。但精明之于高明，（即大聪明）形似而实异，在思维上可能只有一念之差。正是加入了时间这个变量，上海人的精明才大大贬值的。谈判之难，办事之慢，抵消了无数聪明才智、滚滚财源。
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效率之低、时间之慢，大多出于叠床架屋政出多门的官僚体制，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和管理水平的低下。典型的事例之一，是功率40万千瓦的江西万安水电站前后竟干了32年，而连接英法的海底隧道总工期才仅仅六、七年。这种体制的弊端在上海同样存在。例如，上海的建设者说，六十年代将西藏路、淮海路口的棚户区改建为桃源新村，先后只盖了计划、土地调拨、执照、拆迁、结算5枚大章。1991年，建一幢新房则要盖98枚图章；其中一个部门要盖2个以上章的18家，最多的一个部门要盖12次章。①1990年7月，朱镕基访问纽约时说：“1 988年我还未当市长时，搞一个合资企业，要大大小小盖上156个印章，现在，大概要200个了。”②
然而，上海之慢，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认认真真、高度负责的官僚主义，这或许是上海的管理的特色之一。报载，数年前，西藏路修建人行过街天桥，为4只柱脚的方案，竟然争论修改了4年多！至于建造黄浦江大桥、地铁、上海图书馆等重大工程，方案往往一争就是5年、10年。除了各种具体原因，据识者称，其要害之一，就是“想求百利而无一弊”，因而贻误时机，致使有些项目不得不花费几倍于前的投资，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1991年6月20日贯通的横跨黄浦江的南浦大桥，距1980年12月8日《文汇报》载文建议：“浦东浦西可否一桥飞架”正好十年半。上海的地铁工程，从1958年成立“筹建处”，几经下马，八十年代重新提到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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