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写过他的一位“二嫂”，他说她是怎样了不起的故事篓子，怎样在他需要投入歌谣学运动的时候，向他提供了学术帮助。他到了晚年都忘不掉这位二嫂。他照样也没写这位亲人的美貌，但同样把她抬高到一个民俗角色上，放到了自己永久的理性记忆中。
钟敬文的至交顾颉刚，也在自己出版的学术著作中郑重表扬了自己家族中的女性群体：
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极能讲故事的：祖父所讲大都属于滑稽一方面，如“诸福宝”（苏州的徐文长）之类；祖母所讲则大都属于神话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类。除了我的祖父母外，我家的几个老仆和老女仆也都擅长这种讲话，我坐在门槛上听她们讲《山海经》的趣味，到现在还是一种很可眷恋的温熙。
（1918年）我为家庭间的变故，一气成病，还家休息。《北大日刊》按时寄来，使我常常接触到其中新搜集的歌谣，心想：我虽因病不能读书，难道竟还不能做些搜集歌谣的轻简工作吗？因此，我就在家中组织人力，从我的祖母起，直到保姆，由她们唱，我来笔记。后来推广到亲戚、朋友家。我的爱人殷履安又在她的母家角直镇上为我收到了好些。一年之中，居然记下了三百余首。
对这批男性学者来说，在他们的周围有一批活跃的女性。她们具有支持他们的事业的主动性。这些女性不是读书人，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与男性举案齐眉，但她们照样能走到男性的精神世界和社会贡献领域的中央地带。这种女性的影响力受到男性学者的正向评价，他们为她们构建了“性别她者”的文化价值兼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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