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昨晚女儿睡着后在手机搜狐上看到这则新闻的，我是哭着读完的，一个个由于注射疫苗引发的惨剧，一个个支离破碎惨不忍睹的家庭，一双双苦不堪言无处说理的父母，看的我心都碎了。。。
疫苗，虽说是经过测试，是基本安全的，可这个“基本”给多少家庭埋下了隐患？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在茫茫十几亿人口的中国不算什么，但这些家庭却承担着百分百的痛苦！！
下面的文章援引于搜狐网，提醒更多的妈妈谨慎对待疫苗注射问题——
中国每年新增新生儿1600多万名，每年注射的疫苗超过10亿剂次。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每年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留下了终生残疾,从公共卫生角度而言，也许这个数字微不足道，但对于每个不幸的家庭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苦难。《南方都市报》记者郭现中历时3年，记录了其中的近六十个家庭。疫苗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异常反应造成伤害不可避免，但关注这些不幸的孩子与家庭，不仅是要普及有关疫苗的风险常识，也希望促成一种常规的救助与补偿机制，同时警醒敦促疫苗相关立法的完善，以及产业链的进一步规范。
陈素珍本来是个活泼自信的安徽女子，2009年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杭州虹桥医院做文案宣传。漂亮的容貌，如鱼得水的工作，殷勤呵护的男朋友都让她对未来都充满了美丽的想象。然而这一切都在2009年11月10日下午的那一针之后来了个急转弯。“那时候甲流疫情严重，人心惶惶的，正好单位组织打针，就跟着一起打了”。
打完第二天就发现口腔出血泡，然后开始便秘，自己就以为是上火了。一直到两周之后不见好转并且又出现了耳鸣。剧烈的耳鸣让她无法入睡，几天之后在工作中发现手边的电话一直响自己却听不见。就去找自己医院的医生看，检查结果一出来，医生告诉她，“有点不对劲，你出现了突发性耳聋，得赶紧治疗”。陈素珍不信，就去了附近的第二人民医院，结果还是一样。她吓到了，赶紧去了上海找最好的医生治。但是耳鸣，乏力加上浑身疼痛一直在持续地折磨她，治疗效果时好时坏，两个月之后，上海五官科医院的医生建议，左耳耳聋已成事实，再治下去也是继续大量用激素，副作用很大，让她回去慢慢调理。
此时的陈素珍已经从一个曾体重90斤的窈窕淑女变成了一个120多斤的胖子，男朋友嫌弃她，和她分了手。她回到了安徽老家，病痛的折磨加上内心的灰暗让她选择了封闭自己，“整天哭，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能蹦能跳能赚钱，而自己就像个废人一样在家待着。妈妈说再哭我眼睛都要瞎了”。现在，陈素珍左耳已完全失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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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盐城市42岁的尤志华又一次做了母亲。看着那个柔弱白净的小生命在怀里沉睡，偶尔她会觉得有些遗憾：“要是个女孩该多好。女孩的话，我就觉得我的晶晶又回来了”。每到这时，眼泪就会又一次涌出眼眶。 她的晶晶已经走了3年了。2009年时的费晶铭17岁，正值花季的她，人长得高挑漂亮，成绩又好，生就一副好嗓子，学的美声，梦想是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马上要高考的她一直住校，2009年11月16日她从学校回家，晚上咨询父母要不要打甲流疫苗，“当时孩子说网上很多这个疫苗出事的报道，她不想打了。当时我们考虑她马上要艺术考试，老去人多的地方，还是打了放心。她爸爸还跟她说，爸爸在单位也打了，没的事，打吧”。这是个让父母悔恨终生的决定。
第二天回去晶晶就在学校打了疫苗。当天晚上，她就觉得自己关节痛，还去校医务室拿了伤风止痛膏。再过了几天，身上又出现了感冒的症状，一直有低烧，吃感冒药也不见好。“老是跟我说，妈妈，我怎么老是睡不够，好累啊，我还以为她是马上要考试的缘故，就劝她别太大压力了”。 12月5日，尤志华陪女儿去南京参加全国高考艺术类基础知识考试，考试结束后还在考场外拍下了留念照，这也是晶晶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时候脸胖胖的，其实已经发病了”。等到从南京回来的第二天就发现孩子眼睛有点出血，赶紧去了盐城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急性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大惊之下的父母立刻将孩子送往条件更好的苏大附属一院治疗。当时医生告诉他们，可能唯一能治愈的办法就是换骨髓，于是从入院到到晶晶去世前，三个月的时间里做了四次骨髓穿刺。当时尤志华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救，钱不是问题，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卖了。幸运的是，3月5日尤志华被告知骨髓配型成功，晶晶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欢乐的神色，她甚至还打趣爸爸肯定是在外面养了小儿子，要不然那么低的概率竟然配上了。不幸的是，晶晶没有等到。3月8日，在做最后一次换骨髓前的穿刺，以检验所有指标的吻合度时，晶晶的生命体征突然恶化，当抢救无望时，尤志华冲进手术室，晶晶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我把这里弄脏了。就在母亲哭天抢地的呼喊中，晶晶的身体渐渐的冷了。
2013年清明，夫妻俩回了老家给孩子的坟立了块碑。那么小小的一个坟头，杂草已然快要没过人了。晶晶的坟就在奶奶坟的旁边，夫妻俩长跪不起，拜托老人家替他们照顾好自己还没成年的女儿。夕阳慢慢沉没到了坟地的尽头，暮色四合，坟地又恢复了有些恐怖的死寂。一阵风来，化为灰烬的纸钱飞舞而去，没留下一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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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5日，已经6岁的孙舒晴第一天去幼儿园上学。下午四点放学回来，妈妈看孩子满脸笑容这才暗暗的放了心，赶忙切开早已准备好的西瓜放在桌子上，看着小姑娘咕叽咕叽一口气吃完。“西瓜现在两块多一斤呢，但孩子爱吃，就买给她，总比吃药花钱少”，妈妈叹了口气，去厨房打开了炉子，一会的功夫，浓郁的中药的味道就在院子里蔓延开来。
2010年9月12日，山东临清市郊区沙窝屯村贴出了让所有孩子都要去打强化麻疹疫苗的通知，妈妈就带了孩子去第四人民医院打了。回来后第十天发现孩子身上出现了红疹样的出血点，惊慌失措的妈妈赶紧带去了医院，抽血化验时发现孩子的血小板已经接近极低值。赶紧就是激素配合丙球蛋白提升血小板，“一针丙球600多，那时候找了关系能便宜点，一次买一万块钱的，却也撑不了几天”。血小板很快升上来了，但激素一减就立刻下去，爸爸孙海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激素的剂量太大了。11月，夫妻俩带孩子去了北京，在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医生诊断为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但是私下里医生暗示说可能是疫苗造成的，“他们说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类似病例”，这时候孙海明才如梦方醒。就这样在北京一直治疗了大半年，但是因为骨髓已经几乎失去造血功能，孙舒晴的生命只能靠每周输一次血和血小板来维持，“输一次两千多，钱像流水一样花”。很快孙家就花光了所有的积蓄，2011年8月不得不从北京回到临清。
长期大剂量的激素治疗严重影响了孩子的生长发育，六岁的孩子还停留在打疫苗前的身高，“就没长过，邻居家两岁多的孩子都比她高了。别是不长了吧”，看着身体出现了明显侏儒化趋势的孩子，孙海明又有了新的忧虑。而此时，不肯喝中药的孙舒晴正把纷乱的色彩一层一层地涂在了墙上，夕阳，慢慢从那个小小的窗户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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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9日，山东省章丘市普集镇，王奎年的妻子抱着当时6个月大的女儿王昭洁去了卫生院，按照免疫登记卡上的计划注射了乙肝疫苗的第三针。厄运从此开始。当晚就开始发高烧，很快就发展到惊厥抽搐，凌晨三点，感觉事态严重的王奎年打了急救电话，送孩子去了章丘市急救中心住院。住院一周才退了烧，稳定下来，王奎年办理了出院，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结果事与愿违，从此之后，孩子只要一发烧就抽搐，又过了半年，竟然开始不发烧也开始抽搐了。
看着被病痛折磨中的女儿，王奎年心如刀割。他带上多年的积蓄，带上女儿几乎跑遍了全国，北京，济南，呼和浩特，“只要听说哪里看得好的，就去”，但是几年下来，钱花光了，可女儿的病情却丝毫没有减轻，智力接近于零，连喝水都要用针管打到嘴里。又能怎么样呢？除了上访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王奎年跑了无数次北京，当他一次次在卫生部的门口徘徊时，他的女儿也在他家的院子里一圈圈的徘徊。6年过去了，一直没有任何进展。他们，能等来一个补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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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龙本来在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经营着一家小加油站，自给有余，过着安静幸福的生活。他的女儿易世华聪明伶俐，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2006年时还是临汾市新华中学43班的学生，12月8日上午校医在讲台上给所有孩子排队注射了流脑（A+C）疫苗，噩梦从此开始。几天之后，易文龙发现女儿身上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先是本来伶俐的她思维突然变得迟钝，紧接着胡言乱语，逻辑不清，再之后就突然昏倒了。易文龙放下一切，带着女儿先后在镇医疗所、临汾市人民医院、太原市儿童医院一路治疗过去，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加严重，等到了北京301医院治疗时，女儿已经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医院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等到一个月后孩子醒来时，已经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曾至爱的宝贝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易文龙要疯了。女儿易世华的病一直反复，到了2009年才停了药。老易让女儿自费在郑州读一所医学专科，“哪怕知道点常识也好，才不那么容易受害”。女儿因为长期服用激素导致身体肥胖，成绩也跟不上，在同学里有些形单影只。“还是不能想事，经常癔症，生活一团混乱”，对于过去三年的事情很多她已经不记得了，“忘记就忘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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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孙红丽的人里，很多人都叫孙红丽为“孙二娘”，意思是说她是梁山好汉，女中豪杰。早在结婚之前她就开了家壁画厂，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凡是打过交道的无不对她竖大拇指。2004年9月30日下午，她带着当时几个月大的孩子去了淄川区双杨镇卫生院打了百白破疫苗的第二针，打完回到家不到一小时孩子就一直哭闹不止，眼睛好像睁不开的样子，到了凌晨一点就开始抽搐，她赶紧带孩子去了淄博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看了看孩子说是像中毒症状，孙红丽仔细地想了一遍很确定的说孩子还在吃母乳，没吃过别的，不可能中毒。医生又问那是不是打过疫苗，她说下午打了，医生哦了一声就再没说话，开始抢救。
孩子抢救回来了，但是抽搐却怎么也止不住，这医院一住就是一年。之后又转院去济南看了十几天，还是没什么效果，孙红丽一咬牙去了北京。“租个房子，我用了两年时间看遍了北京所有大一些的医院，遇到过几次医托，虽然心里知道可能会受骗，但还是会跟着去碰运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都急疯了。”
让她疯的原因是孩子的状况。那时候虽然也会走，但是她明显感觉到孩子脑筋不行，三年下来花了几十万元她眼睛都不眨，但她心疼的是自己的孩子。她不在乎倒不是她有钱，“先把壁画厂卖了，钱花完了又把房子卖了，又花完了，怎么办呢，没地方借去，淄博不是到处都是陶瓷厂么，我就开了个店卖陶瓷，然后把这个店抵押贷款，贷了三十多万继续给孩子看”。说这话时，宋浩然正躺在客厅的地板上，一遍遍地喊：“妈妈，刀郎。妈妈，刀郎。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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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5日，李玉芬带着自己一岁多的女儿潘文琳去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卫生院防保科注射了乙脑减毒活疫苗。第二天下午，她就发现潘文琳开始发烧，呕吐，不久就开始抽搐。她赶紧把孩子送到了附近医院，并把孩子之前打过疫苗的情况告诉了医生，问是不是疫苗反应。
医生说可能是感冒吧，吃几天退烧药看看情况。但是情况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好转，抽搐反而愈加严重。5月31日李玉芬就把孩子送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诊断为“病毒性脑炎”。等到两个月后出院时，孩子的下半身已经瘫痪，智力也受到很大影响。2007年3月6日，北京市疾控中心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小组给出了鉴定报告：患儿潘文琳，病毒性脑炎诊断成立。2008年，李玉芬给孩子做了开颅手术，切除了左半边脑，但孩子依然没有任何起色。
到了2012年，李玉芬用政府报销的一部分钱去给女儿做了“迷走神经刺激术”，“就是在身体里埋下了一个发出脉冲信号的机器来干扰脑电波，隔一段时间就要带孩子去医院让医生给调试下机器。而潘文琳，智力则永远停留在一岁的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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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祈祷奇迹在儿子身上出现，让一切的痛苦都离我们远去，回到以前的幸福平静的生活中去，让时间倒流到2010年3月16日，把儿子身上的那针药水取回……”，这是李宝向在一份手写的申诉书上留下的文字，那一天，他的儿子李致康8岁，是临沂市蛟龙镇三株希望小学2年级的学生。本来那一天应该是和其他任何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早上放学，中午放学，周而复始。但那一天中午妈妈发现了儿子的不同，他第一次表现的没精打采的，一直说很累，妈妈问是上午体育课跑累了么。儿子说没有上体育课，只打了针甲流疫苗。中午孩子也少见的没有胃口，吃了几口饭就去上学了。下午回来还是没精神，妈妈摸了摸额头发现有点烫，就打电话给防疫站反应，防疫站说吃点退烧药就好了，是正常反应。
之后的两三天孩子一直是那样气息奄奄的样子，到了19日下午放学后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家人发现孩子的头老往一边歪，嘴唇发青，妈妈就带孩子去村卫生室输了液。第二天凌晨三点半，孩子突然开始口吐白沫，身体开始剧烈抽搐，连夜送到临沂市人民医院。那时候李致康就只剩下心跳而没有呼吸了，陷入了深度昏迷。只能上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体征，十几天之后，医生表示无能为力，建议他们去北京。
2010年4月12日，李宝向花8000块包了救护车直接去了北京，进入儿童医院ICU。就这样治疗一直持续了4个月，共计花去了30万元，李宝向不但借遍了亲戚朋友，自己妹妹甚至把房子都卖了，但是换来的只是一个大脑严重萎缩，能吃饭能走路的植物人而已。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李宝向不断与有关部门交涉，但是结果让李宝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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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全立40岁就当了爷爷，当他带着孙子出门，不知道的都以为那是他小儿子，“实际上，现在我基本上也算是他的爹了”，说着他怜爱地摸了摸身旁已经四岁的小孙子的头，小冯和有些怯生，一只手撑着膝盖，一瘸一拐地走开了。
2010年底，妈妈抱着当时几个月大的冯和去董口镇防保站吃了第3剂糖丸。过了6个月，发烧，送到村卫生室。第二天送去县医院，打了三天的吊针，等到退烧后发现孩子双下肢无力，“挂在身上晃晃荡荡的”顿时吓坏了。6月15日去了济南的齐鲁儿童医院，那时候只能是做康复。在北京做眼镜生意的儿子赶紧跑回来，强大的经济压力加上孩子的现状，“被吓癔症了。开始胡言乱语，老是说自己是济公，能看好孩子的腿”。
老冯赶紧让儿子回北京去了。从此看病责任都落到他这个爷爷身上了。9月30日去了他们去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断为脊髓灰质炎。孩子从此就残废了，儿媳妇也在2012年3月不辞而别，再也没有回过家。爷爷奶奶从此就成了爸爸妈妈。家里只有四亩地，勉强糊口而已，几年下来孩子看病花了十几万，只能去到处借，“现在孩子还要坚持理疗，但是我们已经借无可借“。
孩子现在在村里被伙伴们喊做瘸子，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愿意跟他玩。小家伙怕自己被孤立，学会了小恩小惠，把这个穷困家庭本来有限的好吃的都留给那些小伙伴吃。人家跑的快了他追不上就爬，和那些后面追着的小狗一起，慢慢消失在升起的灰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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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6日，广州市的年轻妈妈小晴带着孩子去了附近的新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甲流疫苗。3月17日凌晨，天还没亮，孩子突然就开始呕吐，身体软绵绵的，小晴夫妇立刻把孩子送去了广大妇幼保健院，诊断为感染性腹泻，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且很快住进了ICU。
等到一周后准备出院时，发现孩子双下肢乏力，总是摔倒。又抱去问医生，医生说可能是病后虚弱，过几天养养再看看。可是回去后仍旧不见好转，再次抱去医院，医生又说可能是缺钙吧，开了些补钙的药品，吃了二十天仍旧没有效果，这次做了脑电图，医生发现了些异常。
当天转院去了广州儿童医院，做了核磁共振，发现了脑部两块“基底节区异常信号”，住院21天，没有什么效果，再次转院去了南方医院，做了一个月的高压氧，病情反而有所加重，最后送去了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始了激素治疗，孩子这次慢慢稳定下来，但是，也是从那时候起，孩子再也不会站立再也不会喊爸爸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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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欣按照国家免疫规划于2009年12月16日在村卫生室注射了乙脑疫苗，2010年1月14日出现发热和全身抽搐。
在当地医院治疗效果不佳后于1月19日转到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就诊，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膜炎”。住院22天后出院，后语言功能和运动功能都受到损害，留下后遗症。
经父亲李尊伟申请，西安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小组鉴定为与疫苗无关。李不服，2011年1月13日在户县卫生局以死相逼，服下了整瓶的安眠药，经医院抢救才得以脱险。当年，双方达成赔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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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建从部队退伍后就留在了芜湖做小生意，买车买房，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2011年底，他和妻子有了龚子崇，2012年4月23日，妻子抱着龚子崇去鸠江区门诊注射了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一周之后，妻子在个孩子洗澡的时候发现脖子后面有红点点，然后还有些腹泻，就去当地医院检查，在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血小板只剩下11个（人体正常值是100到300），龚建吓到了，连夜就送去南京市儿童医院住进了ICU。
龚建从部队退伍后就留在了芜湖做小生意，买车买房，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2011年底，他和妻子有了龚子崇，2012年4月23日，妻子抱着龚子崇去鸠江区门诊注射了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一周之后，妻子在个孩子洗澡的时候发现脖子后面有红点点，然后还有些腹泻，就去当地医院检查，在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血小板只剩下11个（人体正常值是100到300），龚建吓到了，连夜就送去南京市儿童医院住进了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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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1日上午9点，河南商丘市梁园区的卢卫卫与妻子带着7个月大的女儿去了商丘市平原预防保健所按照国家强制疫苗注射计划打了A群流脑疫苗。回去女儿就蔫蔫的，到了下午4点就开始哭，怎么都哄不住，过了一会就开始抽风。妈妈赶紧抱去了平原医院，医生说可能打针吓到了吧。第2天孩子继续抽搐，这次他们换了医院，去了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这次医生说可能是缺钙吧，只给开了些补钙的药。吃了几天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趋势，这次夫妻俩抱着孩子去了第一人民医院，医生一看就说去省城吧，到郑州大学一附院去。那里的专家看了情况后认为是疫苗引起的异常反应，目前只能先以癫痫来治疗，但抽搐依然在继续，过了一段时间，只能出院回家。
2010年7月， 为了给孩子治病，已山穷水尽的卢卫卫以1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房子后，带着孩子去了北京。在各大医院奔波看病。2011年3月，卢卫卫得到了政府12万的“救济款”。而这些钱，只支撑着给孩子看病到了2012年底，又一次面临绝境。
这几年下来，不但孩子毁了，家庭毁了，作为这个残破的家庭的顶梁柱的卢卫卫也变得精神恍惚。“没了工作，在朋友帮助下做了一段时间小生意，但做不来，老算错帐”，老是待在家里不愿意出门，在他自言自语的女儿旁边自言自语。又一年了，他们借住的丈母娘家门前的樱桃树刚刚开出了柔弱的花朵，只一阵冷雨，就零落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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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15日下午3时许，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梁永立带着两岁的小女儿梁嘉怡到会城卫生院一门诊打乙型脑炎疫苗，次日凌晨，小嘉怡发起了高烧。夫妻俩连忙把孩子送到当地卫生站，打针后情况稍好。
第三天，本以为没事的刘雪云带着孩子到阳西娘家探亲，谁知小嘉怡再次发热，全身还出现了抽搐症状。经阳西人民医院门诊治疗后，刘雪云把孩子送到江门市中心医院儿科治疗。虽经紧急救治病情略有好转，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出院确诊为“重症病毒性脑炎”。
转眼10年过去了，女儿梁嘉怡已经接近植物人的状态，四肢萎缩，只有几十斤重，每日饮食都要靠豆浆机打成汁状喂下去。因为照顾孩子，梁永立夫妇失业多年，全部的经济来源都是靠街头乞讨，就这样每隔几天，都会在广州的某条街道上看到这可怜的一家人。日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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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12日上午，当时11岁的谭洁仪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朱村小学注射了A+C群流脑疫苗。当天下午就开始发烧，两天后出现喷射状呕吐，视物模糊，胡言乱语。16日送入新会人民医院，被诊断为“病毒性”脑炎，之后转入江门市人民医院，也是在那里，同样注射改批次和品种疫苗的几个孩子有了交集。同年4月25日，和其他几个家庭一样，他们也拿到了江门新会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小组专家们的鉴定，并且结果也是一样：谭洁仪所患的病毒性脑炎为偶合疾病，与疫苗无关。
谭家不断的同有关部门沟通与上访，终于在2012年底，谭家拿到几十万元的赔偿。谭洁仪现在已经十八岁了，在别的孩子可能都要上大学的年纪，还在读中学。“其实早就读不了什么书了，小学的数学题她都做不来，不过是要让她保持和社会的接触罢了，在家待着会更傻的”。智力不行，身体也留下了严重残疾，脊柱弯曲，行动能力严重受损。“这么多年了，还能怎么样呢，只能尽量活得像个正常家庭的样子吧。”谭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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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同安是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背坑村的一名普通农民。1987年初中毕业的他去了广州，在大酒店里打杂，并刻苦钻研厨艺，六年后出师。1993年，他的儿子余荣辉出生，这让他有了要安顿下来的想法，当年他就返回了江门，“那个时候我是全江门薪水最高的打工仔“，说到这一点，余同安露出了一点骄傲的神色，“打工的饭店给我8500，那是在93年啊，恐怕能拿到这个钱的全国都不太多吧。”不久，余同安还是辞职了，凭着他一手做鸡的绝活自立门户做起了生意，收入颇丰，儿子又聪慧懂事，一家人其乐融融。平静的生活在8年后被无情的打断。2005年3月11日下午，孩子在村小学被组织注射了A+C群流脑疫苗，到放学的时候走路都开始摇摇晃晃，身上发起低烧，余同安马上背起孩子去找了校长，校长也很紧张，打电话给防疫站，那边回复说没事，多喝水就好。烧慢慢退了，余同安却发现孩子身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异常，先是会不由自主地用力眨眼，接着是没有征兆地呕吐，时常发呆。忙于生意的余同安并没有太在意。到了6月3日，情况突然恶化，孩子昏迷不醒，被紧急送到江门市人民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重症病毒性脑炎”。
转眼6年过去了，此时的余同安已经是快五十的人了，身体消瘦，两鬓斑白，而他已经20岁的儿子也闲在家里，郁郁终日。在政府答应赔付几十万元块钱后，他平静接受了这个结果。“我不是对赔偿满意，我是对现实绝望。别说几十万，就是给我一个亿又怎么样呢，也换不来儿子给自己做顿饭吃，也不能保证在我们百年之后钱被人家一瓶啤酒骗走。”余同安深深叹了口气，转过头去看着呆坐在墙角的儿子。在他的旁边，贴着一张发黄的证书，那是儿子发病前不久获得的江门市第一届五年级作文大王比赛的一等奖，他写作的题目是《拯救地球》。他最终也没有完成梦想，他甚至连自己都拯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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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一针没来由的麻疹强化疫苗，家住河南郑州市刘庄村，13岁的张俊龙现在都该上初中了，正是爬高上低，割草摸鱼的年纪，可是，他只能拥着厚厚的两床被子，无声地躺在郑州刘庄一间只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如此，已经三年了。
2010年的9月15日上午，还是封丘县宜昌中学五年级学生的他和他的同学一起在学校注射了麻疹疫苗，仅仅几分钟之后，张俊龙胳膊上的注射处就起了一个疙瘩，并且很快开始发烧，老师赶紧去问了校医张四平，他说“正常反应，没事”。结果下午孩子就因为不舒服没再上学。到了第二天早上看情况没有好转就送到封丘县中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血小板只剩下几个单位（正常值为100-300），父亲张兆华头有点懵了，当天就转院去了新乡市中心医院，但在那里住院九天都没查出病因，手足无措的张兆华带着孩子去了省城，在郑州大学一附院，徐学聚医生诊断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医生认为“跟疫苗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讲得通，但是不能确定”。
---------------------------------强烈的心理不适，让我不想继续粘贴下去了------
此帖子已经被曦曦妞于2013年06月25日 20:48:46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