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农业社会中，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参加社会生产、占有、分配和消费，血缘氏族残余仍很浓厚。儒家思想把血缘的重要性与家庭的重要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性为家之本，家为国之本”的性观念与性伦理。孟子说：“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礼记·婚礼》中说：“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儒家的这种性观念突出地强调了以下两点：

    1．生殖是人的性活动和性关系的主要目的．生儿育女不仅是为了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提供劳动力和财产继承者，而且是为了把祖先的血统延续下去。因此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把性作为继承血统的工具的观念，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为强烈。

    这种性观念在儒家倡导下不断强化，甚至直接冲击了一夫一妻婚姻。中国历朝历代都允许为了生儿育女而纳妾，或者强奸、诱奸丫环、使女等，而且只要生得一儿半女，被压迫被欺凌的女性还要感恩戴德、自觉无尚荣光。主动为夫纳妾的妻子被歌颂为贤妻。在《聊斋志异》中还描绘和赞美了一位狐仙，她为了给公子生一个儿子以报恩，不惜私通，一次不成再来第二次。实际上，为生殖而性交的观念一直是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玩弄女性、实行性纵欲主义的借口。

    2．儒家思想从“天人合一”、“家国合一”的观念出发，把本来属于男女之间个人私事的性活动和性关系，上升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甚至把性问题极端地严重化、夸张化，并据此提出了由国家机构干涉、控制个人间的性生活的理论。后世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性禁欲主义，除了当时社会的客观作用外，不能不说是孔孟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与结果。

    儒家认为，必须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才能国泰民安。同时承认必须对新婚夫妇进行直接的性生活教育，才能保证夫妻美满。早在周朝初期，国家就设有“内宰”的官职，其职责之一就是对国王的后妃进行性教育。内宫的九嫔负责安排后妃宫女与国王性交的时间和顺序，决定性交的方式方法。女御则监督这些工作是否合适。民间百姓结婚时。必须有“姆”参加，以进行性教育、指导性行为，并备有专供在性生活中洁身的布巾。婚后每次性生活也要双方沐浴更衣、舒心平气。这些详细的规定很符合性生活中生理和心理的卫生，是我们祖先的宝贵遗产。但另一方面，男女若不按礼法规定性交，则双方都要处以割掉生殖器的酷刑。就连男女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衣着打扮也被视为不轨性行为的诱因，不但国家官员，就连长辈邻里都有权干涉、禁正、惩罚，以期“防微杜渐”。对于统治阶级-，儒家把天子的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比作国家机构中的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前者管“内治”和“妇顺”，后者管“外治”和“男教”，这样便可“外内和顺，国家理治”，这也就是封建社会的所谓“盛德”了。这种性特权制度不仅破坏了一夫一妻制，也使封建国家的基础——父权制家庭受到冲击。《春秋左传》中就大量记载了大家族乱伦、妻妾争宠、嫡庶争权的闹剧。

    在孔孟在世的时代，他们的主张并没有成为独尊独荣的意识形态。许多非议者与孟子辩论：嫂子如果掉在水里，弟弟应当遵守男女大防而见死不救呢，还是伸手拉一把？娶妻必经父母同意，可是先贤先圣的舜为什么却不遵守呢？他如果遵守了，他父亲本来就不同意，舜岂不绝了后，岂不更是不孝吗？礼法说，不举行合乎规定的婚礼就不能娶妻，但又说，跳过东墙搂住一位姑娘就可以娶她为妻，这叫人如何是好？是遵礼法不娶妻呢，还是为娶妻不遵礼法呢？这些脍炙人口的反驳和争论，表明当时的许多人已经抓住了儒家性观念的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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